巨大泥潭后，都要一点点被改变。

　　似乎每件事情的改变都是朝着更有利于大局、更有利于发展的方向前进。假以时日，这都是正确的决策。或者重新来过，安宁大概率还要重新走这样一条路。

　　因为，这样做真的没有错。可是安宁才二十三岁，他本质上还是个年轻人。哪怕前世穿越时，他也才二十六岁，哪来那么多的耐心被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？

　　更加严重的是，随着一切所谓“正确”的发生，安宁却发现他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。那么，究竟是他改变了大宋的惯性，还是大宋改变了他的意志，如今都很难说的。

　　安宁一路所见沿途地势险要，心中明白，这都是燕山防线的塞外延伸。曾经齐桓公北伐山戎和孤竹国战场，如今都是金国之地。

　　河北却千里平原，拿什么守御啊？

　　随之而来的民生对比，更让熟读历史的贺允中更加闷闷不乐。所过州府地方对大宋的失望，再加上王安中等人对降靠的前辽官吏不信任，几乎将整个辽地汉人都推向金国。

　　许多前辽官吏都对投靠大宋感到后悔，纷纷潜行会宁府递交投名状。而正是这些愤怒的人，和被俘获的大辽王室成员，最终成为鼓噪金国南下报复的重要策动者。

　　甚至在大宋以引为傲的吏治、税赋上，金国都远远优越于大宋和昔日的大辽。金国立国不久，需要供养的王室成员不多，所以它的赋税负担远比大宋轻松。

　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“诏除辽法，省税赋”，太宗完颜吴乞买“敕有司轻徭赋，劝稼穑。昔辽人分士庶之族，赋役皆有等差，其悉均之”。都很有疗效，由是“民始苏息”。

　　而大宋除田赋正税之外，尚有许多附加于田赋之外的各种杂税。金国两税轻于大宋，这是辽东、辽西经济恢复，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　　只需简单比较宋金税赋的征收额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大宋单单秋税，中田就要八升，下田七升四合，说起来是二十税一，但是加上苛捐杂税，春秋税赋合计不下三成。

　　金国的夏秋两税合为五升三合，比大宋的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，一年的税赋总支出也不过两成。女真人每亩甚至只有一两升的田赋。

　　这还怎么去比较，又让百姓们怎么去选择？何况金国两税输送，也比大宋改进较多。

　　其一，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，比大宋以假借“支移”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有很大的改进。

　　其二，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，也与大宋在田税以外，每斛各输二升谓之“雀鼠耗、省耗”不同。

　　其三，上户输运仓，中户次之，下户最近，这同《魏书-食货志》的“上三品户入京师，中三品入他州要仓，下三品入本州”，分户等依里程远近输入相似。

　　此外，金国也有折纳，但与大宋略有不同。金国两税征输，重在本色，一般地不许折纳他物，而本色征收又重于当地所产。如规定两税纳粟，因当地产麦，则准许纳麦便民。

　　其折纳原则，首先要注意官府粟米储数，此外则听百姓从其便折纳。重在官府实际需要，与大宋假借折纳辗转增加税额不同。

　　如此，除了那些野心勃勃的所谓“义士”，多数的民间百姓才不在乎坐上龙庭的人是谁呢？蛮夷又如何？

　　能让百姓过得下去，吃得饱饭的皇帝，才是好皇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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